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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轮新基建,智慧城市,县城都是主力

来源:投影时代 更新日期:2020-07-06 作者:那山那水

    6月,国家发改委公布了《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》。17大任务中明确提出,“县城智慧化改造”,并以此带动新兴城镇化、新基建,在更高水平、更广阔领域的大发展。县城正在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“智慧城市”的风口之上!

    县城这个大市场,终于迎来风口

    智慧城市不是新概念。我国市场更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城市市场——按照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城市数量看,几乎占据全球“一半”智慧城市建设规划。这其中不乏,深圳、杭州这样的全球样板城市;以及北京、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智慧城市。

    2018年初的德勤《超级智慧城市报告》(Super Smart City:Happier Society with Higher Quality)统计,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达1000多个,我国在建500个,远超排名第二的欧洲(90个)。——而目前,这一在建智慧城市总量,我国至少超过600个。

这轮新基建,智慧城市,县城都是主力

    但是,600多个智慧城市,与我国城市总量并不相称:即目前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是大城市、地级市和县级市——大多数的城镇,尤其是一般性的县城,还没有进入智慧城市建设的“主战场”。目前我国拥有1500多个县(不含县级市,含自治县和自治旗),拥有一定规模的建制镇也高达两千多个、全部建制乡镇高达两万多个。这些城市,基本都是“小微城市”。也是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“空白区”所在。

    所以,虽然县级智慧城市建设,不是“大项目”但却有总量大的特点:按照每个小城市2-5亿元的投入计算,行业专家认为县域智慧城市建设至少是一个两三万亿级别的市场。

    当然,大市场的开发,首要问题是“资金从哪里来”!这也是《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》所要解决的问题。《通知》中提到,“纯公益性的部分,可以通过中央财政预算支持、统筹地方财政资金使用予以解决;能产生现金流的,可以发行专项债和特别国债使用,缺口部分采用资源补偿来平衡”。

    “大城市的资金实力、自我造血能力,不是县城和乡镇能够比拟的!”行业人士指出,“智慧县城”对资金的渴望要超过大型城市的智慧建设项目。补足县城的资金筹集短板,是拉开智慧县城建设大幕的“关键”所在:尤其是在今天,我们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智慧城市样板案例、应用体系、产品服务供给,并且很多县城发展迫切需要接入市级智慧城市体系的背景下,“智慧县城”建设不仅仅是疫情下对冲经济波动的选择,更是一项“水到渠成”的长期战略。

    事实上,2019年开始,国内知名专家、研究机构,已经围绕智慧县城怎么建设展开无数的讨论。在疫情下,利用特别国债、中央转移支付等资金,启动“智慧县城”建设,更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,是一盘多赢的大旗。

    县域智慧化的“同”与“不同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在大城市展开?这与大城市更多的具有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要素支撑,也更拥有智慧化建设的需求有必然关系。这也说明,县城等的智慧化与大城市智慧化,不会是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’”。

    从相同方面看,县域智慧化是一个“供给端比较成熟、需求端不断增长”的市场。供给上,适应于大城市的智慧产品和服务,虽然不能完全复制到县城,但是也已经解决了智慧县城建设所有的基础性、核心性技术问题——甚至,在此前近十年的大城市智慧化建设过程中,形成了一定的“供给端规划化后的成本经济性”。

    需求端看,普通县城和乡镇农村的百姓,并没有与大城市形成“数字鸿沟”:短视频、网购、网络支付等典型智慧应用都已经在社会各个角落彻底渗透。加之,“返乡”的民工、“返乡”的学生等带来的大城市生活体验理念,“小小县城也面临数字化的社会服务需求”。另一方面,从政府的施政管理角度看,智慧城市系统是一个“有力的加速性工具”。尤其是在县级城市,单位地理面积政府管理人员不足、财力有限的背景下,智慧化是很好的“提升政府服务能力”的选择。

    所以,在供给端和需求端,智慧城市在县域与大城市的“逻辑”是相同的,是共性的,是拥有“可复制性”的。但是,这也不能掩盖县城智慧化的特殊性:

    第一,  县城智慧化往往是非独立性的。即,县城智慧化体现出,与“所在地级市”的紧密联系和数据共享。这与县城管理区域独立性不足、经济社会活动独立性不足的经济社会基础相一致。同时,县城智慧化又体现出向下级的乡镇、农村和产业园区延伸和联系的特点,县城智慧化本质是“一个县域”的智慧化,而不仅仅是县城城市的智慧化。

    第二,  县城智慧化必然是“集约”的体系。这一方面是由县城“财力有限”决定的,另一方面也是由县城自身的“需求规模有限”决定的。“系统规模不大,但是五脏俱全”,这是县域智慧化的最大特点。如何做到成本可控、功能不少,是县城智慧城市供给的创新关键点。这方面,必然对市级智慧城市体系具有资源依赖性,同时也对供给端的产品低成本化有所依赖。

    第三,  县城智慧化和农村智慧化如何统筹。县城智慧化必然连接县城下属的“产业园区”,这一点毫无争议。同时,县城智慧化也会连接县域下的建制镇,这一点也有高度共识。但是,县城智慧化,是不是也意味着“农村”智慧化,却还有争议。因为,和产业园区、建制镇比较,农村存在“地理空间分散”、“人员数字化素质低”、“财力更有限”的限制因素,所以如何解决县城智慧化和农村智慧化的问题,是分开来、分阶段,还是一盘棋、协同的系统的前进,是一个“智慧性”的考验,也是县域智慧化和此前的“大城市智慧化”的最大不同。

    “智慧城市建设的‘老问题’没有了;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。”行业人士指出,县域智慧化站在“大城市智慧化”的肩膀上有轻松的一面,也有“面向县域特殊性”的困难的一面。但是,智慧社会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,县域不可能独立于外。县城和县域智慧化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    用更灵活的供给创新,服务县域智慧化

    “县域补短板,智慧城市另一个万亿商机开启。”但是,分得县域智慧化建设的蛋糕并不容易。智慧城市服务体系和供应商必须以“供给侧创新”为抓手,适应县城智慧化建设的特定需求。

    比如,很多智慧城市服务商,缺乏在县域领域的布局,甚至并未实现地级市的全覆盖。这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全面满足“市县乡”三级智慧城市体系的服务能力。再例如,很多大城市的智慧体系,功能虽然强大,但软硬件成本居高不下。尤其是软件成本,如何探讨按照县域实际使用规模付费,硬件产品如何实现集中、多功能、低成本应用,成为关键考验。

    同时,县城智慧化,还面临县乡村三级体系“数字化人才”不足的问题:有好的系统,如何能够真实的用的好,这个问题需要,1.系统自身创新,更为傻瓜化、便利化;2.协助客户完成人员培训,实现“建的起来,更用的起来”。在这层面,人机协同,人和机两端都需要发力、努力、创新,需要突破既有的智慧城市供给能力。

    所以,县域智慧化大机遇的到来,即是一场市场扩大的战争,也是一场供给升级的战争。站在县域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大背景下、站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下、站在数字社会建设的时代任务下,大屏智慧产业如何实现供给端与县域智慧化的匹配,是一道必答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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